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金融领域创新的不断涌现,支付科技作为金融科技最活跃的部分之一,正在深刻影响着消费行为和习惯。本文深入探讨了支付科技的作用机制、社会效应和驱动力,指出支付科技正从推动支付供给“更多”向支付速度“更快”和支付体验“更好”迈进,并提出支付科技的驱动因素和未来发展需要关注的问题。
当前,即将出现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金融领域创新不断涌现。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与支付业务深度融合,支付科技(Paytech)成为金融科技最活跃的部分之一,正在深刻重塑人们的消费行为和习惯。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将金融科技定义为“技术引发的能够创造新的模式、业务流程和产品的金融创新,主要分为四个方面:支付结算、存贷款与资本筹集、投资管理、市场基础设施”。支付涉及其中支付结算和市场基础设施两个方面。这里,我们将“支付科技”定义为“技术进步引发的能够创造新的支付业务模式、业务流程和支付产品的创新”。支付科技如何驱动和影响支付的创新发展?支付科技的前世、今生如何演进,未来又将去向何方?
支付科技的作用机制、社会效应和驱动力
(一)支付科技作用于支付的两大关键环节:货币所有权确认及其可信任转移
支付,是社会经济活动所引起的货币债权转移的过程,其中有两个关键环节:一是货币所有权确认,即确定所转移资金属于谁、付给谁、具体金额是多少等关键信息,包括身份认证在内的交易信息核验是所有支付交易的首要环节。二是货币所有权的可信任转移,即参与各方必须信任资金债权转移过程的各个环节,确保在转移中支付意愿不会扭曲,保证支付顺利完成,这一点在电子支付过程中尤为重要。这种信任基于某种所有成员认可的共识机制,并不要求支付交易的双方必须彼此相识,基于共识的匿名交易同样可以实现财产权的确认从而完成支付。
支付科技的本质依然是支付。不同历史时期,支付科技的表现形式会有所不同,但对支付的作用几乎都体现在货币所有权确认及其可信任转移两个方面:一是增强货币所有权确认能力,从手写签名到签章,再到芯片识别、电子签名、生物识别,身份验证技术创新在支付领域的应用不断增强身份认证的准确性和效率;二是提升货币所有权转移过程的安全性和效率,从贵金属货币时代的铸币工艺,到纸币时代的钞票印刷防伪技术,再到现代化电子支付的密码技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技术等,兼顾资金转移的安全和效率。这两个方面的提升使得支付在空间上从限定地点向任意地点拓展,在时间上从限定时段向任意时段延伸,在速度上从几天向几个小时直至实时到账迈进,在支付方式选择上从现金支付不断扩展到银行卡、票据、网络支付、移动支付等多种支付方式。支付科技让支付变得供给“更多”、速度“更快”、体验“更好”、成本“更低”。
(二)支付科技的两大社会效应:促进社会分工,提升社会福利
支付是高科技服务业,支付科技通过技术创新让支付更加“多快好省”。一是有效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提高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专业化和社会分工。美国经济学家米什金认为“货币是交易的润滑剂”,而支付科技可以看作是支付交易的“润滑剂”。二是显著提升社会福利。其一,民众生活更加便利,支付科技的发展使得人们能够在更广袤的空间和更自由的时间中享受支付服务,有力提升人民生活的便利程度。其二,商品服务供给更加多样,某些在旧的支付方式下因交易成本过高而难以存在或扩张的商业模式逐步萌芽,增加了商品和服务供应的数量和质量。其三,社会治理更加高效,现代化支付系统实现了大额、高频、实时的支付交易处理,为货币政策传导、宏观审慎管理执行,乃至金融体系安全稳定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三)支付科技的两大驱动力:需求和技术
1912年,约瑟夫·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首次提出“创新是指把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结合’引入生产体系”,并认为创新发展内生于应用需求。技术和需求两个方向可以被看作既分立又统一、共同演进的一个双螺旋结构,或者说是并驾齐驱的双轮——技术进步为需求创造了新的技术应用,而需求往往很快就会触到技术应用的极限,进而刺激技术进一步演进。支付科技本质上是技术作用于支付而带来的创新,其动力机制也是由“需求”和“技术”双轮驱动螺旋推进。比如肯尼亚传统金融难以满足广大民众旺盛的支付需求,恰逢移动通信技术的兴起,二者共同推动了M-PESA等支付科技快速发展。而中国也是得益于4G高速电信网络、条码技术等技术兴起和移动支付的客观需求,才有了以二维码支付为代表的移动支付科技的广泛应用。
支付科技的发展——从推动支付供给“更多”向支付速度“更快”和支付体验“更好”迈进
在不同的时期,支付科技的发展方向可能会各有侧重,但目标总体一致,都是要通过支付科技的发展不断增强货币所有权确认能力,完善可信转移信任机制。
(一)支付科技的“前世”——金属货币的技术创新应用让支付供给“更多”,有力支撑社会经济规模扩张
人类社会发展早期,支付科技主要体现于货币的生产和流通技术创新。货币的演变从最初的物物交换,到贝壳等一般等价物,再到铜、铁、银、黄金等金属货币。相对于实物货币,黄金等贵金属货币具有便携、价值量高、可分割和耐久性好的特点,交易各方对支付标的货币的价值认定更容易达成一致,使得支付的财产权确认标准更加统一高效,转移过程也更加容易得到各方信任,支付水平不断提高。在这个过程中,支付科技的需求痛点主要在于贵金属货币受到贵金属产量限制,支付科技的主要目标是让支付供给变得“更多”。
其间,金属货币相关技术的不断革新成为支付科技的主要创新方向。巨大的人力物力等社会资源投入黄金等贵金属的开采、挖掘、冶炼等技术研发过程,促进了大规模生产标准化金属货币等支付科技创新,如我国平板陶范竖式浇铸、叠铸和翻砂货币铸造技术,为我国古代社会货币的大量供应提供了有力支撑,不断提高的支付供给水平助力商品交易的范围从原始的村庄集市向城镇乃至全国扩展。贸易规模扩大促进社会分工,使得商业作为专门的交易服务行业逐步兴起,商品流通更加高效,社会经济不断增长,进一步繁荣了古代文明。
(二)支付科技的“今生”——信用支付和电子支付的发展让支付变得“更快”“更好”,助力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随着贸易规模不断增长,对货币的需求量不断增长,需要携带和储存的金属货币开始超出人们可承受的范围,金属货币已经难以满足大规模、跨区域、跨时间的支付需求,银行券等商业信用货币开始出现,并逐步发展出了“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的双层货币支付体系。这既有效解决了传统实物货币在产能上的不足,有效扩大了支付的供给能力,也突破了货币支付功能的时空限制,并极大地缓解了商业银行信用货币的信任问题。基于国家信用的中央银行法定信用货币诞生后,支付科技变得更加体系化,涵盖货币发行、支付网络建设、支付系统搭建、支付工具推广、支付组织体系建设等内容,支付科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迈进。支付过程中的所有权确认开始从面对面核验向电子渠道核验发展,转移过程的信任基础也由人与人、人与商业中介之间的社会关系进一步发展至中央银行为中介的中心化信任机制。
电子商务等新兴经济业态对支付服务提出了新需求,新型支付工具的创新应用,使支付变得“更快”“更好”。2004年前后,中国的电子商务正处于发展的瓶颈期,线上支付交易的财产权确定难、资金转移过程的不信任成为阻碍电子商务进一步扩张的重要因素,对支付服务提出了新的需求,创新信用机制的新型支付机构应运而生。支付机构的诞生将电子支付与第三方信任机制有效结合起来,让电子商务这种新的商业模式在商业上可持续。一大批基于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的支付科技投入运行,大大提升了支付的速度,支付变得“更快”。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集群的应用,让支付的效率得到大幅度提升,比如人脸识别技术,已经从辅助账户开立到账户登录,再到交易密码验证,深度参与了整个支付交易链条,既节约了交易成本,也提升了客户体验,支付变得“更好”。
支付科技正在助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加速需求与科技双轮驱动的螺旋推进。网络支付、移动支付等新型支付科技的发展,除了推动社会经济增长、满足人民群众需求以外,也在推动社会经济结构转型上发挥更大的作用。特别是移动支付的普及,在中国带动了移动电子商务、餐饮外卖、共享出行、O2O等一大批新兴业态的产生。上述新兴业态的出现提高了人民群众生活的幸福指数,也悄然改变了整个社会经济的产业结构,甚至在部分地区,这些新业态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同时也带动了更大规模的支付科技应用需求。需求与科技这对双核驱动,正在以更快速、更紧密的双向反馈机制螺旋推进支付科技向前发展。
支付科技的未来
支付科技的发展由“需求”和“技术”双轮驱动,支付科技的未来也需要从这两个方面去寻找答案。
(一)需求动力:全球化、安全性、普惠性、监管需求
从需求驱动看,目前我国的支付科技在供给“更多”、速度“更快”、体验“更好”等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但还有不少需求痛点。
一是跨境支付体验有待提升。与境内支付相比,人民币及外币跨境支付的成本较高、效率较低,相关服务范围和主体有限,交易链条较长,透明度不高,尤其是跨境零售支付服务模式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二是普惠性需求有待满足。与个人端支付服务创新持续火热相比,企业支付服务供给仍显不足。农村地区新型支付工具尚未普及,支付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
三是安全性需求不断上升。个人信息安全在我国尚未引起高度重视,数据所有权和可使用范围尚不清晰,个人数据保护政策还不健全。随着支付科技不断迭代升级,支付信息泄露和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逐渐显现,用户的指纹、声纹、人脸、虹膜等生物特征具有唯一性、遗传性特点,一旦泄露,将产生不可逆转的影响,可能严重损害消费者权益。
四是监管需求亟待关注。一方面,许多科技企业涉足金融领域,“分业监管”模式难以适用,容易出现监管真空,引发政策套利。另一方面,科技发展伴生的数据泄露、网络攻击等风险隐患和越来越庞杂的海量信息使传统监管手段面临挑战。
(二)技术动能:新一代支付网络、多元支付载体、智能支付服务
从技术驱动来看,以5G、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群落正在加速形成,并通过不同技术之间的“化学反应”,快速提升整个支付行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支付科技不断迭代,与支付需求大规模升级驱动相结合,未来可能诞生更多新的支付科技。
一是新一代支付网络将加快形成。随着5G的商业应用以及分布式架构技术的不断成熟,连接全球金融机构、用户、商户的新一代全球支付网络将加快形成,能够更加方便、高效、可信地连接全球参与者,并通过大数据支撑的AI技术更好地调度网络资源、控制风险,提供给用户更好的服务和体验,支付体系的安全性将能得到进一步提升。
二是生物识别技术的日趋成熟与广泛应用将使得账户载体更为多元。与传统的客户身份识别方法相比,生物识别技术具有不易遗忘、防伪性能好、随时随地可用等优点,未来随着各种人机交互技术、可穿戴设备、语音识别、VR/AR等新型技术的不断成熟,账户载体更趋多元化,比如智能汽车、智能家居等,账户将从现有的松耦合模式进一步向紧耦合模式转变,“人户合一”,从而有效解决身份核验难题,也是满足普惠性需求的重要途径之一。
三是智能化支付场景将越发普及。消费场景中,机器学习将帮助快速、准确地定位二维码,有效提升用户扫码支付的体验。客户服务方面,智能客服可以承载几乎所有的客户服务任务,尤其是智能投顾对人工投顾的替代性将不断攀升。在衣食住行医等各个领域,智能化支付将可能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
四是监管科技运用将更加高效。监管实践中,通过深度学习实现智能风控技术升级,可以助力监管机构主动针对新形态、新特点、新模式进行实时风险识别预警和证据链溯源,维护国家金融安全。
(三)需要关注的问题
支付科技创新已然成为我国金融发展方式转变的新引擎,保持这种蓬勃动力,应当密切关注发展中的潜在风险。
一是关注支付科技信任机制的创新。支付信任机制的演进,经历了从实物、金银到商业信用再到国家信用的历史过程。当前,基于数字信用的数字货币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对国家信用的潜在挑战。跨国科技巨头拟凭借雄厚的财力和庞大的用户基数推出的数字货币,同时具有发行方自身商业信用与数字信用的背书,它们都对基于国家信用的货币构成竞争,并对金融监管体制构成新的挑战。
货币的国家信用本位高度依赖该国治理能力。近年部分国家和地区治理能力不足导致本币币值剧烈波动,为去中心化支付方式进入大众视野提供了契机。虽然由私人发行的加密货币由于资产价格波动剧烈、受到分布式记账技术发展的天然瓶颈限制,尚不适合被应用于支付结算,但是其去中心化的理念却具有独特的吸引力。比如2018年,土耳其、阿根廷的货币一度下跌超过40%,阿根廷比索甚至在开始的48小时里暴跌20%,某些去中心化货币一度成为个别国家的支付方式。未来,如何在技术创新的背景下,构建更具普适性、稳定性、可靠性的信任机制值得思考。
二是注重支付科技监管能力的提高。金融以其巨大的外部性必须接受严格管制。事实一再证明,监管缺位往往是金融创新滥用以致酿成重大金融风险的重要制度性因素,而这最终将延缓创新步伐。支付科技的健康发展离不开监管科技的持续跟踪监督。然而,与支付科技的商业性应用的日趋成熟和广泛应用相比,监管科技发展尚处于探索阶段。要积极利用科技手段提升监管能力,充分发掘海量数据的信息潜能,采用应用程序接口(API)和监管云平台等技术,重点针对跨市场、跨行业等传统监管难以涵盖的领域,不断增强监管规则对新兴支付科技发展的适应性,促进监管技术智能化,及时发现违规行为,通过对支付科技的强监管、严监管促进支付科技稳健发展。
三是减轻支付科技引致“数字鸿沟”的负面影响。支付科技的应用提高了支付效率,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支付服务的门槛,如果未加深入研究论证就广泛应用,可能会对数字化程度较低的人群产生歧视效应,进而引致“数字鸿沟”。在公共部门管理和运用支付科技的过程中,要把握好创新的力度和推广的节奏,充分关注最广大公众利益。同时鼓励和引导科技企业践行社会责任、使金融服务更容易触达社会各阶层,促进数字普惠金融。
四是防范支付科技带来的支付系统安全运行风险。支付科技创新驱动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其升级有赖于运营环境的整体优化。支付科技在促进服务提升的同时,也使得支付安全更加关系国计民生,更加依赖芯片、服务器等基础元器件和系统网络的稳健运行。要采用政策引导,发挥社会各界力量,坚持依托自主可控的支付服务基础设施软硬件体系,防范外源风险。要加强支付科技人才的培养,并逐步打破支付产业发展中产生的“数据孤岛”。
来源:中国支付清算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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