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认可的城市文明，就是以建立良好“公共秩序”为目的，尊重个人权益，每一个“个人”在一种契约精神下联合起来，捍卫这来之不易的“公共利益”。

　　《北京晚报》摄影记者突袭天坛公园的公厕，发现很多老年人在如厕或装作如厕的时候，会顺便多拿点手纸回家。天坛公园按照景区旅游星级厕所打造的公厕，陷入了尴尬境地，公园每天早晨6点半开园，至晚上9点闭园，各个卫生间一天的用纸数量多的达30余卷，要知道，一卷厚厚的卫生纸，长达数百米。

　　这些老人，有的“半小时上几次厕所”，有的“一天来好几次”。很明显，这并不是吃多了的外地游客所为，而是住在附近的北京居民。这些人多半有房，住着几百万一套的房子，却要从厕所拿纸补贴家用，真是匪夷所思。

　　此事在网上引起广泛关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发生在北京。首都的文明程度不是应该很高吗?一些北京本地的微博大号在讨论此事，对这些老年人批评最激烈的，是北京年轻人。他们平常经常鄙视外地人素质差，配不上首都，如今却发现自己父母辈的行为如此丢人。

　　从地域角度讨论这个问题，很容易误入歧途。其实，在上海，这样的事情也同样存在。2015年初，上海在一些公厕试点免费提供手纸，4月的时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栏目前去探访，发现浪费现象非常严重，甚至有人整卷全部拿走。到11月份，上海本地媒体《新闻晨报》再次探访，发现情况已经大为好转。

　　上海被视为中国文明程度最高的城市，尚且存在这样的现象，北京老人多拿些卫生纸回去，也就再正常不过了。至于别的城市，还很少试点免费提供手纸呢。上海市容部门没有因为最初的浪费而停掉试点，天坛公园的保洁总是和气地把卫生纸补上，都是正确的做法。假以时日，这样的行为应该可以得到改善。

　　很多人都注意到，多拿卫生纸的都是老年人。如果我们按60岁来算的话，他们多出生在50年代，他们的童年，经历了中国城市最匮乏的年代，吃不饱、穿不暖是普遍现象，这种童年经历很有可能在他们生命中投下重重的阴影。我们的父辈大多如此，平常非常节约，非常热衷储蓄。他们信奉活命哲学，内心总有一种预感，那种苦难的日子还会重来。

　　这对靠信用卡度日的80后90后们来说，当然难以理解，但这就是那一代人的局限。他们的生命，总是处于“回头看”的态势，他们的人生经验，已经很难解释当下的现实，这就让他们的心灵更为封闭，常常让试图说服他们的年轻人悻悻而归。

　　从公共厕所里拿卫生纸回去，就是最典型的事件。“公共”两个字，已经明确了这些卫生纸的属性，他们为什么还要据为私有?这是因为他们不懂“公共”两个字，他们能理解的是“公家”。

　　60岁左右的人，成长在一个绝对公有制的时代，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是自己的，因此，他们也很难形成公私分明的观念。他们深谙公有制的奥秘，多拿一点，根本不是事儿。公有制下，最后兜底的是那个无所不能的“公家”，每个人都会设法往自己家里拿一些。“公家”是抽象的，但是家里嗷嗷待哺的孩子，却是具体的。

　　既然他们一路走来，都是“靠公家”，这“公家的”卫生纸为什么不可以多拿一些呢?在他们成长岁月中，当然也目睹了大规模盗用或者贪污“公家”财务而受到处罚的事情，但是却很少有人因为“贪小便宜”而受到处分。“贪小便宜”当然是一种习惯，但他们也知道，这样做没什么风险，不占白不占。

　　老年人观念中的“公家”，和年轻人说的“公共”是两码事。“公共”是指每个人都让人自己一部分利益，组成一个大家都可以受益的公共领域，这是建立在个人基础上的。你多拿了卫生纸，意味着别人就要少用一些。但是在老年人看来，“公家”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这种观念的差别，在城市新型小区体现得特别明显。贷款买房的年轻人，他们把自己当做业主，往往会注重保护社区的“公共利益”。那些在老家属院住惯了的老年人，却习惯“多吃多占”，因为他们一直是这样过来的。年轻一代有利益纠纷，会诉诸法律，而老一辈则更倾向于到社区评理，社区在他们心中就是过去的“公家”。

　　我们现在认可的城市文明，就是以建立良好“公共秩序”为目的，尊重个人权益，每一个“个人”在一种契约精神下联合起来，捍卫这来之不易的“公共利益”。年轻人觉得多用卫生纸是浪费，就是“纳税人”思维，一卷卫生纸值不了几块钱，但却有他们自己的一滴血汗呢。

　　公厕的卫生纸当然是小事情，但人们反弹如此大，说明这种占小便宜的现象是相当普遍的。

　　有的幼儿园搞活动，活动结束后，那些气球甚至塑料板，都会被小朋友的爷爷奶奶拿走。在超市，如果有免费提供的塑料袋，老年人也会拿走不谢。我甚至看到有些老年人从超市的冰柜中，拿走大量冰块。

　　这不仅是两代人的观念问题，也是社会转型期的大问题。如何从“公家”转为“公共”?中国社会转型的全部奥秘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