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峥）今天，很多人对预付卡(也称“储值卡”)的认知，恐怕只是一些第三方支付发行的预付卡了。至于银行发行的金融预付卡，已经很少有人知道。

　　一、金融预付卡的兴起

　　预付卡是金融卡市场中一款非常重要的产品，也是国际卡组织的标准产品之一。实际上早在19世纪末，美国运通发行了旅行支票，都可以视为预付卡的雏形。在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出现了预付卡的前身——礼品券，逐渐演变为礼品卡后风靡一时，甚至一度成为圣诞节的符号性元素。1970年代，麦当劳在圣诞节期间发行了礼品券，使得预付制的礼品券行业覆盖到餐饮业，此后校园卡、交通卡以及预付电话卡也相继问世。

　　在1976年-1979年间，随着Visa、MasterCard卡组织更名，并全新登上历史舞台，为预付卡交易处理创造了良好的条件。Visa组织在1973年和1974年分别投产了 BASE-I和BASE-II系统，解决了交易授权和数据交换问题，并将纸质运营调整为计算机系统运营，大大提高了银行卡运营的效率，降低运营的成本。

　　此后预付卡业务从北美进一步延伸到英国、意大利以及亚洲的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在日本，Seven-Eleven于1983年推出预付卡业务;在台湾，由7-11逸仙便利商店于1992年1月开始首次尝试发行预付卡。预付卡在全球范围内快速萌芽和发展，无论是在Visa、MasterCard卡，还是美国运通，甚至包括中国银联在内的国际卡组织，与信用卡、借记卡一起属于银行卡系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外，卡组织和银行都是日常销售的卡产品。

　　由于预付卡具有极为特殊的功能，涉及范围很广，在电信、商场、超市，以及公用事业等行业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因此本文只是针对卡组织、银行发行的金融预付卡进行讨论。万事达卡、美国运通和Visa卡都发行了预付卡产品，并在中国境外市场广泛发行。最为尴尬的却是中国银联，在银联国际官方网站上有银联预付卡的介绍，但是只能在中国境外发行，碍于国内有关部门对银行预付卡发行的限制，而无权在中国境内发行。这都证明了预付卡作为金融机构标准产品的地位。

　　二、金融预付卡在中国的境遇

　　搜索了一下，没有见到国内有针对金融预付卡进行市场研究方面的专著，在一些书刊中都以信用卡为主，借记卡为辅，预付卡则杳无踪迹，恐怕这与中国金融市场对金融预付卡错误的定位有着重要的因素。在中国，银行发行的预付卡成了另类的“畸形儿”，已经全面退出金融卡市场。

　　实际上，在90年代末、本世纪初，虽然当时的支付市场没有今天这样成熟，但是银行预付卡业务已经与当时的准贷记卡、借记卡业务并列。工行、中行、农行、招商、广发、北京等银行，针对国庆40周年、香港/澳门回归、2000年跨世纪，以及2000年奥运会等主题，都发行过大量的预付卡，一些品种成为收藏品中的珍品。

　　然而，从下列表中我们看到，伴随着金融预付卡的诞生，有关部门就一直以“反腐”、“惩治腐败”的名义出台了大量的文件，最终在2001年前后，全面禁止了商业银行发行预付卡。

　　金融机构被以“反腐”的名义全面退出“预付卡”市场后，却为大量的非金融机构进入预付卡市场打开了大门，其中不乏夹杂了大量的不良企业与机构。在2010年开始发放《第三方支付牌照》时，发行预付卡也作为授权开展的业务之一。

　　金融机构被禁止发行预付卡的十多年时间里，国内银行只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由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阶段性地发行了两个主题的预付卡产品，这样的政策，导致连中国银联发行的”预付费产品“都只能在境外开花结果，不能不说是中国为世界银行卡业造就的一朵“奇葩”。

　　三、预付卡的作用

　　预付卡主要的作用在几个方面：

　　1、送礼需要。预付卡的主要市场是用来送礼。所谓的金融机构发行预付卡是造成“腐败”的根源，也是从这个作用引发而来。虽然各级部门发布了众多限制金融预付卡的规章制度，最终导致金融机构终止发行预付卡，但是后来的非金融预付卡企业却撑起了比之更大的“天空”，让各类预付卡成为真正的“送礼精品”，腐败问题并没有得到遏制。相反，金融预付卡由于受到银行实名制等相关制度的约束，以及交易清算网络的作用，可以及时获取交易信息，反而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腐败”。因此，金融机构发行预付卡成为公款消费“腐败”根源的说法早就不成立。

　　2、企业福利。如果企业实力能承受，改善职工福利待遇，通过预付卡向职工发放福利，以实现合理的财务避税。其中最重要的环节就在于“发票”。由于银行的财务制度无法开具更多科目发票，而企业发行预付卡可以开立数十项科目的发票，以利于购买企业计入成本进行合理避税。

　　3、利于境外人士短期消费。预付卡最大的市场是利于境外来华人士在境内的消费支付活动。预付卡与境外信用卡、旅行支票相比的优点是便捷，它可以在银行网点购买，通过卡组织遍布全国的特约商户刷卡消费，比信用卡跨境交易的成本低，也比旅行支票兑换方便，卡内资金有限，省却了卡片丢失挂失的很多麻烦，非常利于短期商旅活动的消费。

　　也正是由于这些作用的存在，预付卡市场的潜力是巨大的，特别是应该为银行尽快洗刷身上的“污名”，让其重新步入预付卡的行列。

　　四、预付卡的“利益”所在

　　发行预付卡，最大的“利益”所在就是可以实现”备付金“的资金沉淀。资金沉淀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就是预付卡发行商可以赚到沉淀资金的利息，按现在的协议存款水平大概是4至5个百分点。预付卡上的沉淀资金对一个运营平稳的预付卡公司来讲，大概是当年发卡金额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比如一家预付卡公司一年的发卡量是1亿元，那么沉淀资金就是8千万元左右，按照4.5%的协议存款利率理论就是360万的利息净收入。1亿元的资金都消费可以收到的交易手续费按照0.78%来计算，只有78万元。可见，预付卡牌照的价值要远远高于其他两种支付牌照的价值。

　　除此之外，预付卡还有一个比较隐秘的收入来源，那就是“卡内残值”，就是在预付卡规定的有效消费期里面还没有被使用的剩余金额，这些金额会变成预付卡公司的收入。北京是死卡率最高的地区，大概有5%的水平。上海、深圳这样的城市大概有2-3%，死卡率是由于很多人卡多到了忘记使用(其中原因很容易理解)。

　　如果预付卡的发行，包括了沉淀资金(备付金)、商户回佣、售卡手续费外，再加上“卡内残值”，预付卡的利润率其实是惊人的高。正是如此巨大的利益驱动，诱使大量良莠不齐的企业进入预付卡市场。中国人民银行取缔了获得《第三方支付牌照》的易士卡、畅购卡等公司的从业资格，其中就存在大量挪用客户备付金、伪造变造交易和财务资料、超范围经营支付业务等重大违规行为。而这种现象在预付卡企业机构中屡见不鲜，一些非牌照的美容、餐饮、健身、洗衣、洗车、洗浴等中小企业自行发放的预付卡中，经营不善而倒闭、跑路的风险就更是屡屡被曝光，为消费者带来不计其数的经济损失。

　　五、适时为金融预付卡正名

　　被以“反腐”名义终止银行发行预付卡后的十多年时间中，尽管出台了若干个预付卡管理规章制度，甚至一个比一个严厉，但是丝毫没有遏制住“腐败”和预付卡企业的经营风险。很多预付卡企业通过各种返利方案，诱惑消费者办卡后跑路，前不久上海发生的主打怀旧牌的“年代秀饭堂”关门事件，就在其刚刚为其预付卡推出“充500送400”活动后发生的，让很多顾客遭受了经济损失，却申诉无门。

　　尽管在央行在《第三方支付牌照》中对预付卡企业进行了牌照与资质的管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纳入管理的毕竟是极少数企业，虽然出事并受到处罚的仅有几家，但是大批非牌照发行预付卡的企业的安全又有谁来保障?

　　从实际情况来看，国外鲜有预付卡的问题发生，除了财务制度的差异外，与由卡组织和银行主导预付卡产品是有非常大的关系，卡组织利用现成的受理商户网络，与银行合作发行预付卡，这种模式已经成为银行参与开放式预付卡业务的主流模式。正是由于金融机构发行的预付卡，由于管理、流程方面都按照银行卡标准流程发行，消费者的资金安全是得到保障的，所遭遇的商户经营风险的情况也是不存在的。

　　随着中国反腐的深入，受中央“八项规定”和反腐政策的影响，以往公职人员过节发卡等隐性福利被取消，使得预付卡市场萎缩明显。央行支付清算协会发布《中国支付清算行业运行报告2015》显示，2014年预付卡发行业务量下降较为明显。166家预付卡发卡机构合计发卡2.39亿张，较上年下降62.65%;发卡金额740.88亿元，较上年下降14.82%。

　　中国金融预付卡被禁十多年来的事实证明，金融预付卡并非“腐败”的根源，既然如此，就应该为金融预付卡进行正名。在不影响现行预付卡市场政策的前提下，让金融预付卡重新回归市场发挥其独特的产品优势与市场价值。

澳门工银在澳门发行的银联预付卡